2017年2月10日 星期五

四大探長 ─ 呂樂 (2)


建立貪污機制

當時的呂樂,一方面辦事雷厲風行、果敢決斷;另一方面,又像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奪、仗義疏財。他既向上司行賄,也向下級收賄,同時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轄區所有機構收取保護費,同時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呂樂指當時洋警官根本不理日常警務,故他責任重大。他為警隊定下不成文的收錢「規則」,例如他規定每個環頭的檔口數目與破案率掛勾。「無法啦,政府俾線人費唔夠,唯有咁樣幫補啦;環頭破案率愈高,檔口就可以相應增加,保護費亦自然增加。」

吳鍚豪 (跛豪) 於1980年代轉為污點證人後供出,呂樂於1967年出任九龍總華探長後,每個毒品檔收片$1,200,賭檔$450,另外,壟斷了本港毒品市場的四大販毒集團 (即所謂『四大天王』) 則各自向呂樂進貢,跛豪本人每月私人向呂樂孝敬3-4萬元。各方向呂樂派片一直至他退休前休假也没停[1]

當年九龍區的白粉檔賭檔到處皆是,每個徙置區的梯口、街邊、橫巷都有[2]。不少酒家、茶餐廳都即場為當時正在香港或澳門舉行的賽馬賽狗接受外圍投注、派彩,投注之踴躍,與今日馬會投注站無異。那時甚至在士多、報攤,也有字花出售[3]

一位長者告訴筆者他於1960年代年在茶餐廳賭外圍狗的情況:他每逢星期六晚上到銅鑼灣大坑某茶餐廳下注,他賭的是澳門逸園賽狗 (香港賽馬在白天進行,那時還未有夜馬),他喜歡在茶餐廳下注,因為最低投注額低至一元。

那時茶餐廳內人山人海,所有人都在聆聽收音機的澳門賽狗現場直播,而餐廳外則泊滿汽車,車主都是專程駕車前來下注。下注者在餐廳收銀處付款,有紋身的收銀員發出收條,標明下注者買哪一場哪一隻賽狗,以及投注銀碼。駕車來的下注後便在門外或車內收聽自己帶來的收音機直播賽事。



那長者還說每次都看見警方巡邏車前來收,而且一晚不只一輛,餐廳內的負責人見到警車停在門外,便怱怱拿著錢到門外交給警車上的警員。

要向這麼多檔口收取賄款,呂樂找來「收租佬」幹這工作,當統一收齊賄款後,再根據警隊內的職級分發予各人。派了片便很少有警察冚檔,偶然有也只是『做戲』[4]

維持黑社會秩序

與此同時,他亦維持甚至重整黑社會秩序。他甫任總華探長不久,即於年中召集四大販毒集團開會,要他們以合作代替競爭,廹他們搞『聯營』,四大集團有三個不願意,呂樂威嚇說:『如果唔俾面,不如即刻收檔!』總華探長的權勢威嚴令四大集團不得不屈服[5]

當黑幫發生衝突,一經呂樂出面調停,不論潮州幫、和字頭還是新興幫派,全都要給他面子,呂樂表明幫派之間不可胡亂生事,爭奪地盤。

如有案件要破,他根本不需要親自動手,黑道『四大家族』-- 新義安[6]、義群[7]、十四K、勝和 -- 全都要賣他的帳,只要開口跟龍頭老大說要交人就行了。如前所述,新義安龍頭華炎是他姑丈,但呂樂在台灣向記者指華炎亦很識做,不會給他麻煩。

呂樂不單對外威風八面,在警隊裡亦十分風光,例如警務處長巡訪警署時,他在列隊中站在頭位;警務處長與他談過警務後,便不再理睬其他人,包括高級洋警官,他的風頭可謂一時無兩。

傳說某位新任警務處長因上任時没有『拜候』這位總華探長,呂樂竟然連警務處長也不給面子,施以下馬威,以放鬆破案工作來回應,直至警務處長親自來拜候為止。呂樂氣焰之盛,由此可見一斑。

其他貪污手法

大探長收虧的方法五花八門,比如,當年的公寓 (即後期有妓女供應的時鐘酒店),為避免警察上門查牌掃盪影響生意,會用二萬元買一塊大玻璃鏡,鏡上鐫有「某某公寓開張誌慶,藍剛呂樂同賀」的字樣。

警察到場查牌,一見此鏡匾自會立即收隊。此鏡非隨處可買,必須有門路找到中間人始可。而那時的二萬元,足可買一個舊唐樓單位。

另外,1950年代,香港還有執行死刑,一般謀殺案的兇手,多會被判環首死刑,但若有門路搭通四大華探,約花20萬元,自有人出面認罪做真正的「替死鬼」。而「替死鬼」家屬所收的安家費,只是3 - 5萬元,餘皆入華探袋中[8]

當年生活艱難,賣兒賣女並不罕見,與其全家餓死,不如一人犧牲。

投資物業酒樓

呂樂為掩飾來歷不明的財富,在1959至1968年間,以父母名義,先後在尖沙咀、筲箕灣、觀塘、沙田、港島半山及灣仔區,購入當時合共300多萬的物業。

其中1967年他以父母、太太及兩名仍在求學的兒子的名義,成立渭濱置業有限公司,並以這公司名義購入沙田博雅山莊。

呂樂買樓作風非常豪氣,找到心頭好便一口氣購入幾層樓或幾個單位,甚至買下整幢大廈。

除地產外,呂樂又投資位於彌敦道的國際酒樓,後來呂樂離開香港,仍然遙控這間酒樓的經營。該酒樓經營得相當成功,成了上市公司,1970年代開了15間,在加拿大也有分店。

深受記者歡迎

呂樂與傳媒的關係頗佳,根據一位查良鏞年代的明報攝影記者包先生說,那時採訪兇殺案,一到現場如發現是呂樂帶隊查案,便很高興,因為呂樂自會吩咐手下叫所有記者到附近茶餐廳等候,毋須候在現場。

呂樂查案完畢,他的手下就會到記者聚集的茶餐廳,將現場情況詳細告知記者,令到他們的工作十分舒服,又「有料到」,故深受記者歡迎[9]。不過,如果換作新聞業競爭邀烈的今天,突發新聞記者會主動很多,不會靜待警方交待案件詳情。

創辦『五一七』足球隊

呂樂熱心支持體育運動,曾任業餘籃球聯會會長,並與他那財務管家呂少文一起成立一隊『渭濱』籃球隊。

他對足球運動亦有貢獻,在1950年代成立『五一七』足球隊。


這支球隊的名稱甚為古怪,原來背後有段古。話說1950年代時,各區探長不喜歡在警署內會見線人等諸色人等,而是在外面另覓地方。呂樂還是當探長時,就在灣仔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白宮酒店』長期租用一個房間,用以竹戰及會見各方人馬。

呂樂升總華探長後,認為那房間風水好,繼續租用。知門路的人都懂得到白宮酒店517號房找呂樂。馬評家簡而和每日午膳後,便往那房間打「十五湖—釣魚」。

簡而和與兄長簡而清均為足球迷,而且同是愉園擁躉,他們建議呂樂搞一支足球隊,呂樂居然答應,他們二人就奉命組班,球隊便以探長「打躉」 之房間號碼「五一七」 為名。

球隊在簡氏兄弟管理下,由丙組開始,1959-1960年奪得丙組聯賽冠軍,翌年升上乙組,即奪取乙組聯賽冠軍,這樣很快便升上了甲組。呂樂離開香港後,由鄧家雄接手主持球隊運作[10]

除創辦五一七足球隊外,呂樂亦曾任警察足球隊的領隊[11]



(未完)






[1] 大公報1984-03-31。


[2] 同上。


[3] 『獨家專訪四大探長御用「收租佬」沙榮傳奇』,《東周刊》2004-09-15。


[4] 大公報1984-03-31。


[5] 同上。


[6] 新義安戰前為合法團體,原名『義安』。戰後無法用此名登記為合法團體,唯有加上『新』字再登記,但仍然不獲准,於是轉到地下活動。


[7] 『義群』是以跛豪為首的潮州幫。


[8] 『二十萬元一條命』,明報加西版(溫哥華) 2010-05-24。


[9] (1)同上;(2)『二十萬元一條命』,明報加西版(溫哥華) 2010-05-24。


[10] (1)韋基舜:《吾土吾情III》,第220頁;(2)韋基舜:『五一七』,worldjournal.com網頁,2009-06-19。鄧家雄一直任「五一七」領隊,直至香港回歸後,才淡出足球圈。鄧家雄後來出任香港足球總會副會長,2009年去世。


[11] 大公報1966-06-30。

2017年1月26日 星期四

四大探長 ─ 呂樂 (1)


國際反貪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今天公布最新調查結果:在全球170國家和地區中,香港廉潔度排名第15位,較去年上升3位,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為77分,較去年75分增加兩分。

諷刺的是,廉政公署剛於昨天拘捕三位警務人員:警司吳偉漢,以及一名高級督察和一名警員,三人涉嫌包庇兩所夜總會。

這則新聞令人想起以前香港警隊的結構性貪污時代,尤其是當時稱為『四大探長』的幾名因貪污受賄而被廉署全球緝捕的華探長。

1972年之前,香港警隊裡面有一個叫『總華探長』的職位,居於該職的是直接負責調查罪案的最高級警務人員,亦是廉政公署成立前警隊裡面的貪污王國的中心人物。

由1947年警方首設總華探長職位起,有多人曾位居此要職,其中以『五憶探長』呂樂最廣為人知。呂樂之所以有這個綽號,是因為被廉政公署控告貪污罪、後來轉為污點證人的警司韓德,曾指呂樂身家至少五億,而永盛開拍有關呂樂的電影時就用了這個稱號。

呂樂原名『呂慕樂』[1],人稱「lak哥」或「阿直」(潮州話「阿叔」的意思)。他於1920年5月16日在內地出生,是潮州海豐的鶴佬人。

呂樂相信自己是道教始祖呂祖 (即呂洞濱) 的後人。他父親名呂君博 (又稱呂古),是位讀書人,人稱『五叔』。母親顏譚妹。

呂樂幼時在鄉間靠『撐艇仔』餬口,來港後在長洲長大,所受教育很少。後來呂樂成為富翁後,在長洲捐建一間學校,以其父名命名,即長洲教堂路7號『路德會呂君博幼稚園』。

被拉夫入警隊

呂樂在香港當差前曾以擦鞋和派報為生,那為什麼後來加入警隊呢?那得先看看二次大戰之前香港警方如何『招聘』新人。

原來那時警隊找尋新血的方法比黑社會更加霸道,一位退休華探長告訴筆者,戰前没有人肯當差,警方便派人到上環三角碼頭,將聚集在那裡的苦力 (即「咕喱」) 和人力車夫抓回警署,迫他們加入警隊。那些人力車夫如不肯就範,警方會恐嚇要没收他們租來的人力車。

三角碼頭歷史悠久,位於現在信德中心港澳碼頭以西,皇后街以北。該處有塊三角位的地皮,所以人稱「三角碼頭」。又因為鄰近永樂西街,固又名『永樂街碼頭』[2]

香港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已經是一個運輸繁忙的轉口港,連接廣州、福建、潮州與東南亞等港口,港島北岸有南北行,沿岸有不少散貨碼頭,需要大量碼頭工人搬運貨物。那些苦力没讀過多少書,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多是潮州人。

為什麼三角碼頭的苦力大部份是潮州人?潮州人刻苦耐勞、儉樸團結、敢於進取拼搏,早於宋末元初,便有人飄洋過海,在南洋群島披荊斬棘。所以香港開埠後,潮州人亦接踵而至。

最先到港之潮州人中,有一位名陳開泰,在三角碼頭附近搭草寮賣涼茶。隨後來港的潮州人陸續創辦了大名鼎鼎乾泰隆、元發行等,初期都是在現在文咸西街建營幕經商,後來逐潮形成南北行[3]

每當國內有戰亂,便有更多潮州人逃來港,他們大都是隻身而來,抵步後便做苦力或小販,聚集在文咸街至三角碼頭一帶,令那裡成為潮州人天下。警方就是利用他們聚集在三角碼頭之便,有需要時便到那裡進行『招聘』行動。

亦因為以上的原因,當時警隊裡面,華警中以潮州人勢力最大。

呂樂也是在被拉夫的情況下加入了警隊,日期是1940年11月9日。他跟很多其他鄉里一樣,在三角碼頭拉人力車,他還記得被拉夫的那天下此命令的是一位編號44的總督察。呂樂被帶到警署後,最初不肯加入警隊,但在威脅没收車仔之下,被迫答應。這種拉夫的做法戰後不再復見。

巡警變總華探長

加入警隊的第一步是受訓,戰前警察訓練學校尚未建成,學員只能在警署內受訓,警例由警署的師爺教授,步操則由懂廣東話的印度籍教官負責[4]。呂樂經過三個月訓練後,便成為軍裝巡警,但不久便調任「CID」便衣探員。

香港探員編制始於1923年,當年香港警方成立刑事偵緝處 (即現在的刑事偵緝部),隊員不需要穿著制服當值,故稱『便衣』,又稱『雜差』。探員都由華人出任,因為要與華人社區聯絡,以及向華人執行命令。

呂樂在雜差房得到老探長陳立的賞識和提攜,於1951年由散仔升任探目 (Corporal,等如軍裝警員的二劃,這職級現已取消),駐守深水埗區;1953年調往九龍城[5]。呂樂對陳立十分感激,每年新春一定親自到他家中拜年[6]

當年呂樂曾屢建奇功,最為人稱道的是1955年大破鑽石山14K群英大會。當時有百餘名14K份子在鑽山一所學校內大排筵席,呂樂不動聲色,帶隊圍捕,一網打盡。自此他以掃蕩黑社會而知名[7],亦成為他晉升的途逕[8]。同年呂樂升為高級探目,駐守銅鑼灣。

呂樂駐守銅鑼灣期間,獲安排參加1955年12月11日起在黃竹坑警察學校舉行的偵緝人員訓練班第一期,課程依照英國刑事偵緝訓練方式。一同深造的多名偵緝人員中,還包括駐守尖沙咀、當時只是探目的藍剛[9]。1956年2月呂樂深造完畢,派回銅鑼灣,兼管東區[10]

有伯樂賞識之餘,還要有機遇,而機遇於1956年秋天來臨,當年10月10日雙十節,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懸掛在李鄭屋徙置區之青天白日旗及大型『雙十』徽牌時,引起暴動,釀成約60人喪生,三百多人受傷,史稱『雙十暴動』或『九龍暴動』,為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騷亂暴動事件[11]

事件由右派黑社會組織在背後發動,而呂樂對14K、新義安等社團十分熟識,剛好大派用場,於是受到高層重用。由於呂樂在警方鎮壓該次暴動的行動中表現出色,同年獲提拔為『華探長』[12] (Staff Sergeant II)。

所謂『探長』,即是『探員』之首,雖然『華探長』的職級只相當於現時的警署警長,卻擁有實際管理地區權力,例如華人的大節日,搭建臨時的粵劇大戲棚,舞獅的數目、賭檔數目,等事情,都要徵得他們的同意。他們對各個環頭裡面的各方勢力非常熟悉。

1958年3月呂樂曾被調往新界,代替原駐守該處的華探長鍾漢[13]。同年12月調往九龍城區,據估計可能是協助調查九龍巴士公司總經理雷瑞德在寓所被劫槍傷案[14]

1960年代初,呂樂調往油麻地警署,而油麻地正是油水最多的環頭之一。他還於1月22日獲警務處長伊輔頒授長期報務及操行良好獎章[15]

1962年,警務署重設總華探長一職,1962年4月1日,呂樂與深水埗探長藍剛一同升任總華探長 (Staff Sergeant I),他出掌港島,藍負責九龍區[16],而管九龍的總華探長兼管新界[17]。當時兩個總華探長人選由10個警區的華探長中選出[18],但有傳聞指重設的總華探長職位其實是為呂藍二人而設。同年,呂樂獲女皇頒予『殖民地警察勲章』。

電影『五億探長雷洛』裡面的主角憑藉岳父資助買得探長職位,現實世界的呂樂又怎樣呢?原來呂樂也有一位做黑社會大佬的親戚,卻不是岳父,而是他的姑丈 – 新義安龍頭坐館華炎。華炎亦是呂樂叔父呂六的女婿。呂樂在台灣被記者問及華炎有没有幫他『上位』時,呂神氣地說,姑姐呂杏華結婚時,他已當了探長,根本不用靠人。其實二人結婚時,呂樂仍然是散仔一名。

雖然呂樂否認,不過,據一名知情人士告訴筆者,當年呂樂之所以能夠扶搖直上,的確是用『黑錢』賄賂上級所換來的。

1967年呂、藍對調掌管的區域,據說是為了不讓他們長時間管理同一地區,以免他們在地區發展盤根錯節的關係,藉以壓制猖獗的貪污活動。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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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呂樂原名是根據其祖母逝世後呂家在報章所登訃文,見華僑日報1959-07-29。

[2] 維基百科『三角碼頭』條。

[3] 趙克進:『香港潮商溯源』,載《世界潮商》,轉載於『潮人網』,2005-05-18貼出。陳豪亮:『海濱鄒魯話潮州』,載《華僑新聞報》文藝沙龍。

[4] 何家騏、朱耀光:《香港警察 — 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第47頁。香港:三聯書店,2011.5。

[5] 工商日報1958-12-24。

[6] 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壹週刊》『追踪呂樂神秘資產』一文。

[7] 1957年8月呂樂被法庭傳召,在一宗自稱三合會成案中擔任專家,解釋三合會組織『單耳』的歷史和內部架構,見華僑日報1957-08-24的報道,該報道原稱該組織為『單義』,蒙警察歷史收藏學會會長林建強先生指出正式名稱。

[8] 工商日報1976-11-06。

[9] 呂樂於1956年初在警察學校深造班結業後,於2月返回銅鑼灣駐守,見工商日報1956-02-18。

[10] 原駐守東區高的級探目黃水因要參加第二期訓練班,東區由呂樂兼管,見工商日報 1956-02-18。

[11] 維基百科『1956年雙十九龍暴動』條。

[12] (1)《香港6000年》第935頁;(2) 華僑日報 1962-06-02。

[13] 華僑日報1958-03-15。

[14] 工商日報1958-12-24。

[15] 華僑日報1960-01-23。

[16] 工商日報、大公報1962-04-20。

[17] 大公報1962-04-20。

[18] 工商日報1962-04-20。

2016年7月24日 星期日

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7)

大嶼山建茶園

貝納祺將一生的黃金歲月貢獻了給香港,已將香港當成自己終老的家鄉,而他的家園就在大嶼山。

筆者手頭上有本1983-1984年度的《市政局年報》,其中介紹貝納祺的一頁裡,『現職』的一欄列出的除了『英女皇御用大律師』和『大律師』外,還有『茶農』一項。

原來貝納祺曾大力協助發展大嶼山,包括促成興建登昂坪的車路、策動島內的巴士服務等。他又幫助石壁、埔坪監獄的釋囚尋找工作,對大嶼山可謂貢獻良多。而最特別的,是他在昂坪建立了茶園。

話說1947年,貝納祺在大嶼山策馬,途經昂坪,深愛該地的山野靈氣,在錫蘭的日子他曾研習種茶的學問,於是興起在大嶼山建茶園的念頭。

昂平海拔450米,高山雲霧,陰陰濕濕,最適宜種茶。此地300年前就有人種茶,泥土帶酸,與盛產名茶的錫蘭 (斯里蘭卡) 相似,是種茶理想之地,只是後來發生瘧疾,村民逃散,古老的茶地才漸漸荒[A1] 

貝納祺遂向政府申請在昂坪撥出一塊土地,將台灣的高山茶種帶來廣植,慢慢建成他夢想中的茶園,成為香港境內僅有產茶的地方。

這個昂坪茶園位於寶蓮寺的東南面,佔地42公頃,除種茶外,全盛時期尚有小型馬場和雪屐場,也曾有過牧場飼養牛羊雞等。 



 

1960年代茶園最鼎盛的時期,僱有勞工40[A2] 。炒茶師傅都是貝納祺特地從台灣請來。當時生產的茶種很多,四時不同,清明前後葉最嫩,師傅就收龍井。到了夏天,陽光充足就採水仙。遇上連綿大雨,又可摘印度種的紅茶。收了茶葉,就回石屋工場,由幾十名工人開大灶、燒乾草,然後炒茶、揉捻、烘乾。

茶園出產的茶葉稱為『蓮花』牌雲霧茶,除了放在茶園供人品嘗外,還放到貝納祺中區的律師樓寄賣,更有海外買家越洋訂貨。

茶園外,1950年代貝納祺向一位出家人志菩法師收購了寶蓮寺側與茶園之間的「寶蓮苑」小尼菴,那位置是登鳳凰山觀日出必經之路,有山野茶庵之稱,貝納祺更因此信奉了佛教。

貝納祺對大嶼山的人物皆有深厚的感情,終其一生,他幫助了不少以大嶼山為家的漁户、鄉民和佛教信眾。他與夫人及三位繼子女一直住在大嶼山,直至1996年過世為止。

茶園管理人陳煥池稱呼貝納祺為「老貝」,他說「老貝」在大嶼山有很多契仔,人人都爭認他做「契爺」,「認了他做契爺,打官司3萬元,無錢俾,1萬都得,他真是個大好人。」他甚至安排釋囚在茶園摘茶葉重過新生。

然而,今天問年輕一輩,幾乎已無人知道貝納祺是誰,更遑論他的事跡。連政府也把茶園旁的貝納祺小徑,改名為昂平奇趣徑,後人幾乎連半點痕跡也找不到了。仍舊記得他的名字的,只有上一代和他接觸過的人,今天提起『貝納祺』三個字,他們仍是肅然起敬。

以前像個小莊園的茶園,今天大部份地方已荒廢,小石屋也失修破落,有的改作了廚房,有的作了貨倉,有的更已丟空,殘舊毀塌、零落不堪。只有主體的一間,稍有修飾,屋前掛上昂平茶園的招牌,為旅客提供喝茶吃飯的地[A3] 

貝納祺在大嶼山宅第『覺蓮苑』門前。

死後骨灰撒大嶼山

貝納祺與夫人Patricia Sheelagh Bernacchi在香港盲人協會工作時認識,當時貝納祺是協會的主席,而Patricia則擔任護理工作,二人於1970締結良[A4] 

Patricia為他帶來了3名繼子女。

1990年代,貝納祺發現患上腦癌,決定返回英國醫治,行前將茶園交給朋友陳煥池夫婦打理,包括前往心經簡林必經的昂坪茶園餐廳。

一年後1996年,貝納祺在英國寓所去世,終年74歲。貝妻根據其遺願,把其骨灰帶回香港,撒在房子外的草坪上,又在寶蓮苑前的草坡上設置一個小小的祭堂,放置其骨灰。

為紀念他對大嶼山的貢獻,現在的石壁郊遊徑以前曾稱為貝納祺徑 (Bernacchi Trail)。

一個小小的祭堂放置了貝納祺的骨灰和簡單的佛教擺設。

後人擬建酒店  寶蓮寺反對

貝納祺過身後,其後人計劃投資逾億元,在昂坪茶園範圍興建一所有100房間的酒店,以配合昂坪360的旅遊推廣,惟遭寶蓮寺反對,但園主一直沒有放棄計劃。

原來港府早於1970年代已提出在那裡興建酒店的計劃,寶蓮寺極力反對,最後申訴至當時的理民府及港督才告平[A5] 。這時又再提出,寶蓮寺仍然反對,該寺釋智慧法師(現為住持)於2002年在離島區議會上表示,寺方擔心旅舍的存在會破壞昂坪這塊莊嚴淨土,滋擾佛門生活,且暮鼓晨鐘,寶蓮寺早晚都要頌經,聲浪極大,亦會騷擾住宿的遊客。

政府方面則支持興建旅舍,大嶼山規劃專員李志苗當年出席該次特別會議時,指規劃署建議茶園部分私人土地劃作低密度度假旅舍,署方會與環保署及警務處商議改善設計和減低噪音。惟計劃最終仍因寶蓮寺堅持反對而擱置。

受貝納祺委托管理茶園的陳煥池指出,茶園興建酒店是有需要的,因茶園以往就有兩幢3層高別墅和數間小屋,40多個房間,提供100個床位的住宿服務,但昂坪位處高地,特別潮濕,房間漸舊,出現霉味,之前數年已不再提供租房服務,卻依然經常有日本和歐洲旅客查詢租房,可見酒店發展具有一定潛力。

陳說他和貝納祺家族都有投資重建酒店興趣,雖遇上金融海嘯,投資轉趨審慎,但不會放棄。

天文台長林超英致送致謝書函予負責打理茶園的陳煥池夫婦,以答謝他們讓天文台在茶園內裝置雨水收集器達22年之久,該收集器至2008年才遷往昂平淡水庫。背景是茶園餐廳。

政府收地與貝後人打官司

與此同時,貝納祺後人又與政府為昂坪的土地而打官司。
政府致力發展大嶼山昂坪為旅遊景點,旅遊項目包括昂坪市集、「昂坪360 」,以及位於貝氏茶園旁的心經簡林。


國學大師饒宗頤於2002年贈送他的心經墨寶予香港政府,政府決定興建心經簡林,把墨寶轉化成戶外大型展覽。工程於20049月動工,翌年5月完成。它由38根高810米的木柱,木柱的高度和位置均配合山勢而建,排列成「8」字,代表「」的無限符號。除了最高的木柱未有雕刻,其他木柱上刻出《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是全球最大戶外的木刻佛經群。

為興建心經簡林,地政總署於2003510日正式收回以前撥給貝納祺遺孀的土地,身為貝納祺遺產管理人的繼子韋浩德Robert John Whitehead資深大律師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政府作出特惠賠償,需計算土地上的樹木、茶樹和農作物價值。
2010526日案件在高院開審,雙方最終達成和解協議,政府同意賠償300萬元,另外加訟費。

不過,貝納祺遺孀Patricia已於2003年過身。

2003年2月 - 貝納祺夫人與丈夫以前在赤航的學生留影於「覺蓮苑」。




 [A1]新浪香港網『飲食男。老字號。譚偉健』網誌,2008-11-07貼文『雲深不知處 昂平茶園』。
 [A2]據說貝納祺僱用了一些非法入境者,後來這些黑工被拘捕,每人罰款1元。
 [A3]同上。
 [A4]”Visiting of Mrs. Bernacchi”,載《香港航海學校舊生會會訊》20033月第63期。
 [A5]這是釋智慧法師在2002年區議會會議上所透露。

2016年7月17日 星期日

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6)

英內閣機密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在1970年代,港英政府不再考慮較大的政制改革;而市政局雖得到改革,但卻被削權,原因何在?

原來19693月英政府內閣一個部長級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最高機密報告,看來是為英國在此後數十年的香港政策定了基調。該報告題為 “Hong Kong : Long Term Study2004年獲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

報告指中國政府意圖最遲於1997年收回香港 (筆者按:可見北京此前曾就香港前途問題與倫敦接觸),如果將香港的制度根據英國人心目中的『社會公義』概念去進行改革,會令到1997年時香港與內地的差距擴大,屆時香港居民將難以適應中國的統治,增加過渡的困難。因此建議避免在1997年之前引進改革,包括通過憲制改革引進代議政制和責任政府

報告強調,對英國最有利的籌碼,就是得以在1997年將一個經濟發達、可賺外匯的香港交給中國。

報告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同意將新界租約延長,英國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於1980年代初以非正式手段與北京接觸,以達成默契。

文中警告,如果到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還未能解決的話,香港人將會開始對前途失去信心,移民潮隨之出現;前途問題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的打擊將日趨嚴重[A1] 

香港前途問題

果然,正當貝納祺等人還在積極爭取增加市政局的民主成份之時,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回港後引述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話,為『香港前途問題』拉開序幕。

對於香港的將來,很多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一直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和人權的貝納祺,當然不甘後人。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保留治權,即『以主權換取治權』。貝納祺的革新會於19811115日就發表類似的看法,主張一方面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另一方面將之變成託管區,由英國政府代為管理20年。此後中國要收回香港,則要預先10年通知[A2] 

可是,1982924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戴卓爾夫人時,斬釘截鐵地說:『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

經過多輪談判之後,英國外相賀維於1984420日宣布:延續英國在1997年後在香港的管治是不切實際。他的意思是:英國將放棄香港主權和治權,會把香港於1997年交還中國。

賀維說:『因此,我們集中力量去尋求能夠確保本港的穩定、繁榮及生活方式得以延續的其他方法。』『作為中國一部份的香港,將會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代議政制

要實行『高度自治』,當然需要制度上的配合。為此港英政府於中英談判塵埃落定之後,開始為香港政制民主化鋪路。於是,貝納祺等爭取數十年而不得的民主政制改革,就因為香港要回歸中國,英國政府主動將之雙手奉上。

而英國政府此時似乎忘記了1969年那份機密報告的忠告:不要在香港回歸前進行政改。

1984926中英兩國草簽聯合聲,保證香港基本制度不變,問題是簽署聲明那一刻開始不變,還是指1997年開始?北京的意思是即時不變,英國人卻另有打算。

在聯合聲明草簽之前的718港英政府搶先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 —— 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正式提出代議政制的方案諮詢公眾。這份文件被視為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政制改革的開始,並且是香港政府首次研究代議政制在香港發展的可行性。

綠皮書提出香港要建立一個「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份權威代表港人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市民負責」的政制,其最終目標就是循序漸進地發展民選政府機關。

綠皮書建議1985立法局選舉試行間接選舉,其中24名議員分別由選舉團和功能組別選出,前者名額為6名,至1988年增加至12[A3] ;選舉團的成員,包括所有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區議會的議員。並提出1991香港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中,至少應有8名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互選出來。

綠皮書公布後,革新會與其他民間組織認為應該組織起來詳細討論綠皮書的內容,於是,綠皮書公布後的第4 (722),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宣佈成立『代議政制綠皮書研討聯席會議』,參加的組織除了革新會和教協之外,還有公務員總工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匯點、港大學生會、中大學生會、浸會學生會、以及其他一些勞工、宗教、婦女團體。

諮詢過後,香港政府於19841121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又搶在中英於12月正式簽署聯合聲明之前,而且將民主化速度加快,將民選議席人數由原來的19856人、198812人改為1985年已增至12人。

1985926,香港首次舉行香港立法局的間接選舉,正式開始了香港的代議政制。但是香港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由間接選舉產生的構思,卻一直未能實現。

中方起初對英方在香港提出代議政制没有什麼反應,但後來漸漸覺得英方在攪『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的陰謀。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一週年的那一天,即19851121日,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新華社召閞記者會,說『有些人不按本子辦事[A4] 』,直指英國偷步在香港搞民主,違反聯合聲明。

1987527日,香港政府發表《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就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作出檢討,並向市民諮詢對1988年於香港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議席的意見。

1987
9月底,由91位香港民主派人士組成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促進民主政制支持八八直選』集會,逾萬名市民參加。

由於中方的大力反對,香港政府故意歪曲民意,於1988210日發表《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宣布放棄『八八直選』,原因是:『雖然市民對在立法局加入若干直選議席此項原則,表示支持,但是在實行時間上則有歧見

不過,英方其實與中方達成了秘密協議:英方不在1988年引進直選,中方則同意將普選條款加入基本法內。後來,1991915日,香港終於舉行首次立法局直接選舉,18名議員由地方選區選出,稱為九一直選』。

淡出香港政壇

貝納祺自成立革新會以後,一直在香港政壇扮演著民主先鋒的角色,他不斷向港府施壓,要求增加議會架構的民主成份,採用的手段包括組團到英國向祖家遊說、在香港組織民眾大會、簽名運動等,總之當時本港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他都做了。

19501960年代,社會風氣仍然保守,公民意識薄弱,本地意識還未抬頭,爭取民主人權這些東西,都是由貝納祺、葉錫恩這些外籍人士,以及少量本地精英,包括商界和專業人士去衝鋒陷陣,普羅大眾對於政治還處於冷感階段。

貝納祺身為御用大律師,社會地位高崇,而且是英國人,有先天優勢,加上他的一腔熱誠,多年來在民主運動中都站在領導地位。

1966年,蘇守忠受葉錫恩感召,破天荒以絶食作為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抗議手段,而他隨後被補又引起市民遊行示威。翌年又發生左派暴動。這些震撼香港人的事件,加上殖民統治的壓迫,社會上貪污會氣的日趨嚴重,在在加強了港人的公民和社會意識。

1970年代經濟不斷發展,本地意識興起,這些發展反映於當年多次的社會運動 – 1971年的『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2年的『文憑教師爭取權益薪酬運動』1973-1974年的『捉葛柏反貪污』運動、1978年的有薪分娩假期運動等。這些運動進一步提高了一般市民的公民意識,掀起了香港人對公共事務甚至政府施政的關注;其中學生組織在很多社會運動中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可是,這些社會運動,只為低下階層爭取公義,參與者沒有想到要爭取民主選舉,從政治制度著手,達到社會各階層平等。爭取民主還是有賴貝納祺、葉鍚恩等人。

及至1970年代末香港前途問題開始浮現,香港人才驚醒過來,覺悟到香港的前途要自己去爭取。1980年代初期中英談判,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港英政府開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這段期間香港的民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有如雨後春筍。

19831月劉迺強、張炳良、楊森等成立『匯點』;19842月,何俊仁、黃震遐、韋家祥、李偉傑等成立『太平山學會』;同年11月盧景安等成立『港人協會』;1985年譚惠珠、浦炳榮、郭志權、郭志桁等成立『勵進會』;同年盧龍光、陳立橋、劉千石等成立『民主公義協會』。

這些組織的共通點,除了都是為香港前途獻計外,就是均由華人組成。當時英國人已決定放棄香港,還把居英權的後門關上,香港人不可能再依靠他們去為自己爭取民主。

1985年立法會選舉加入功能組別和選舉團選舉,由此選出的間選議員,亦有不少成為民主運動的接棒人,其中司徒華和李柱銘就是那年從功能組別中選出。

在這情況下,貝納祺不得不將民運的火棒交出,逐漸淡出香港政壇。雖然他繼續當市政局議員,並於區議會成立後,出任數屆東區區議員,革新會會員又繼續參選各議會,但站在民運前線的已不再是貝納祺,他的歷史任務經已完成。





 [A1]Gary Cheung“Why UK held back on HK democracy”,載南華早報2006-11-20
 [A2]《香港6000年》第989頁。
 [A3]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1979-1997》,第27頁。三聯書店 (香港)1997.8。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70頁。聯經出版社,1982.10
 [A4]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第172-177頁。聯經出版社,1982.10